周民祥：经过五年多整治，违规吃喝的问题在面上基本刹住，但一些改头换面、变换手法的隐形变异问题依然存在。特别是随着新型互联网交易形式的普及，收受微信红包的问题日益突出。今年五一端午期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了嘉兴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嘉兴港区（综合保税区）分局副局长王红良收受管理服务对象微信红包的问题。2016年9月至2017年3月，王红良因收受6名管理服务对象微信红包共计8500元被处以党内警告处分并调离工作岗位。据调查，王红良共收受微信红包或微信转账16次，大部分红包的金额都在100元至500元之间，且都是在节日期间或其生日当天收受。比如，王红良在朋友圈晒出生日蛋糕后，管理服务对象就会送上“生日祝福”；逢年过节，王红良在给亲朋好友发送春节慰问红包的时候，也会给管理服务对象发送20元以内的小额红包，而管理服务对象回赠的则是200元左右的大额红包。最终，王红良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并被调整工作岗位，违纪款项被追缴。

　　符业超：前不久，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海南三亚东方海景大酒店（国有控股企业）以“试菜”为名违规吃喝的问题，让我触动挺大。2014年4月、5月，三亚东方海景大酒店以维护酒店名誉、有权监督酒楼菜品质量为由，与“水晶宫”“三湘人家”两家餐饮企业签订“试菜费”协议，两家餐企每月分别给予10000元和5000元的签单免费消费额度，作为三亚东方海景大酒店领导员工的吃喝特权。员工加班聚餐、生日宴请、个人招待……部门领导就可以向办公室提出请求，只要总经理王春雄口头同意，就可以去“试菜”。就这样，几年下来，该酒店以“试菜”的名义违规吃喝了59.5万元之巨。“试菜”成为酒店领导和员工们的“福利”，演变成了“舌尖上的腐败”。原本王春雄认为以“试菜”为名可以瞒天过海，然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2018年3月，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纪委在查办其他案件时，发现了该问题线索，于是顺藤摸瓜进行深入核查，最终三亚东方海景大酒店从2014年5月开始以“试菜”为名在“水晶宫”“三湘人家”酒楼违规吃喝的问题浮出水面。2018年5月，三亚东方海景大酒店党支部书记、总经理王春雄受到撤销党内职务处分，并被免去总经理职务。相关违纪款项已进行清算退赔。

　　郭宏川：前段时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也通报了我市经开区社会保障局局长李登彬利用微信违规收受礼金的问题。2016年11月，李登彬儿媳临产，为了找一家专业技术和医疗条件过硬的医院，李登彬打电话给老朋友、老下属——旌阳区八角卫生院院长廖某某咨询相关情况。廖某某介绍李登彬儿媳去了德阳市某医院进行生产。事后，李登彬喜得爱孙，廖某某通过微信给李登彬“转账”2222元“表示祝贺”。立案审查中，李登彬坦言，多年前，廖某某为家中老人庆生，他曾给廖某某送过礼金，如今就是想通过“儿媳临产”的事情通知他自己的“喜事”来了，至于选择哪家医院完全就是一个托词。当收到廖某某给自己的微信转账时，感觉就是一个正常的“礼尚往来”，完全忽略了自己和廖某某的身份。李登彬心存侥幸地认为，自己没有收现金“红包”，通过微信转账收礼，比较“私密”，不会被人发现。最终，李登彬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违纪所得被追缴。

　　久奇：前面提到的情况，有的违规吃喝，有的收金敛财，屡教不改、屡禁不止，既违反了廉洁纪律，又破坏了“亲”“清”的政商关系。近期，我们镇纪委配合区纪委查处了我镇党委原书记马敬喜违规购买借用公务用车、违规发放津贴补贴等问题。2015年，市委巡视组、区纪委先后多次接到群众反映马敬喜有关问题线索的举报信，这引起了区委、区纪委的高度重视。为了查清问题，时任区委书记、区纪委书记先后对马敬喜进行主责谈话，深入讲解政策要求、讲明利害关系，同时责成我们镇纪委配合开展调查核实。调查过程中，多名干部反映马敬喜素来作风霸道、搞“一言堂”，说“拍板”就“拍板”，不允许别人有异议。2013年7月，全区开展清退违规借用、调用、换用、占用公务用车活动。为了满足自己及班子成员的用车要求，马敬喜打起自己的小算盘，表面上按照区委要求进行了清退，私底下却安排镇属企业购买5辆车供自己及班子成员使用，以此来掩人耳目、规避组织监督。在对其进行经济责任审计过程中，我们发现马敬喜在发放津贴补贴方面又动起了歪脑筋。他以镇政府干部工作辛苦、不容易为由，利用机关食堂账户、政府预算外账户等不易发现、关注度不高的特点，从中违规发放干部值班费、包村干部补贴、医疗补助及其他补贴共计98.64万元，累计发放时间长达两年半。马敬喜的问题违纪时间长、影响恶劣。2017年12月，马敬喜受到留党察看一年、行政撤职（降低两个职务层次）处分。

　　隐形变异“四风”问题的背后是纪律和规矩意识淡薄，存在特权思想和侥幸心理

　　符业超：“我不清楚”“这就是惯例”“都是为了工作”……三亚东方海景大酒店党支部书记、总经理王春雄接受组织审查时还在打马虎眼巧言辩解。此番说辞在“试菜费59.5万元”的事实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只不过是违纪违法的借口和理由罢了。之所以出现披着“试菜”的外衣搞违规吃喝问题，我认为其首要原因就在于少数党员干部享乐思想根深蒂固，习惯搞特权，对奢靡之风欲拒还迎，纪律和规矩意识淡薄，心无敬畏、行无规矩。他们总觉得吃到肚子里就没人知道，正风肃纪的板子打不到自己身上。其次就是监督不力，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失职缺位。在长达数年时间的“试菜”过程中，作为上级主管部门的海垦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却没有丝毫察觉或者是视而不见，而是由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纪委在查办其他案件时才发现问题线索并核查。此外，也有内部监督失控的原因。在共同“福利”的利益面前，三亚东方海景大酒店领导层的自我监督功能已经基本丧失，“法不责众”观念和“老好人”思想长期作祟，才导致“试菜”问题长期横行。

　　久奇：隐形变异问题的背后是官僚主义。马敬喜作为基层党委“一把手”，本应带头执行纪律，但其政治意识淡薄、“官本位”思想作祟，官僚主义思想严重，认为当官就是要享受优越的待遇，多拿多占是理所当然、老惯例，在执行纪律和规定上打折扣、搞变通。在区委明令要求清退公务用车，不得以任何借口、任何名义、任何方式违规发放津贴补贴的情况下，仍然我行我素、顶风违纪，反映出其有严重的特权思想和官僚主义。在他看来，公车是身份的象征、当官就应该享有公车的“特殊待遇”，因此在执行政策规定上玩花样、搞特殊，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还自以为是地认为手法极其巧妙、方法安全隐蔽。在发放津贴补贴上，他又想当然地认为自己干得多、基层工作辛苦，多拿一点补助理所当然，而且不在预算内账户支出，不会被人发现，可以说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郭宏川：李登彬等人收受熟人、朋友、下属的微信红包，表面上看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权钱交易，似乎属于正常的人情交往，但实际上逾越了纪律红线。一方面，他们模糊了身份界线，搞不清楚自己的党员领导干部身份，更没有绷紧廉洁自律这根弦，搞“礼尚往来”。另一方面，他们模糊了纪律界线，在高压态势之下依然心存侥幸，认为微信红包收礼非常“隐蔽”，“隐形变异”搞“四风”。事实上，虽然收礼的方式变了，但违纪的性质却没有改变。破法者无不从破纪开始，如果党员干部任由微信红包一点点腐蚀，就像温水中的青蛙，迟早会坠入腐败的深渊。

　　周民祥：我赞同郭宏川书记的分析，从调查中发现，王红良与管理服务对象加微信好友的初衷也是为了便于工作联系，但随着微信红包“热”起来后，亲友红包、朋友红包、“公务红包”之间的界限也越来越模糊，微信作为工作联系的工具也逐渐变了质，从节日到生日，从大家抢红包到单独收红包，从几块、几十块到几百块。深入剖析王红良等违纪者微信收红包问题的原因，我觉得还有这样三个方面：一是心理麻痹，认为数额少，不当回事。从王红良等人最初的收受红包心态看，认为数额少，收了也没什么大事，渐渐失去了免疫力。二是微信本身比较私密，微信红包隐蔽性强，不易被发觉并查处。送礼者与收礼者往往以为不见面“隔空操作、安全对接”，就能避开监管和群众的监督，所以，违纪者往往不以为然、心存侥幸。三是借礼尚往来之名，容易放松警惕。管理服务对象往往利用节日、生日等特殊时点，打着节日问候、人情世故、礼尚往来的名义，容易让党员干部放松戒备，在不知不觉中成为“被围猎”的“猎物”。

　　扎紧制度笼子，提升监督实效

　　符业超：基层纠“四风”、整治隐形变异问题，首先要把压力传导到位、教育监督到位，盯紧“关键少数”，强化宣传教育，基层党组织主要领导要以行动作无声的命令，以身教作执行的榜样，把好作风一级一级树起来，把正能量一级一级聚起来。其次，“为政贵在行，以实则治，以文则不治。”要把集中整治隐形变异“四风”问题与经常性整治“四风”问题结合起来，既要紧盯重要时间节点，又要坚持监督常态化，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不能有丝毫松懈，防止出现“紧一阵松一阵”现象。第三，要用好纪律和法律两把尺子，确保所有公职人员时刻置身于监督之下，让隐形变异“四风”问题没有出头之日和兴风作浪之时。

　　久奇：隐形变异背后往往隐藏着以权谋私甚至权钱交易的动机。对于这类隐形变异、花样翻新的“四风”新动向新表现，我们始终坚持多管齐下，想实招用实劲，下真功下苦功。一是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群众对这类问题看得清、恨得深，在大量的信访举报中，我们特别注重甄别隐形变异“四风”问题，并主动与反映人沟通，了解问题线索的更详细、更具体情况，以更有效、更有力地查证。比如，针对马敬喜的多封举报信，我们逐一捋清问题，合并归类、分析研判，确定了查办思路。二是用好用足监督手段。隐形变异“四风”问题难点在监督，我们一方面既坚持明察暗访、监督检查的有效做法，另一方面也强化主责谈话、巡察和审计监督力度，通过深挖细查、抽丝剥茧，一些问题自然就浮出水面、显露原型。在马敬喜的问题上，我们将审计的内容和范围扩大，不局限于预算内账户，而将机关食堂账户、预算外账户都一并核查，违规发放津贴补贴的问题就这样被揪了出来。三是重视党员和群众的反映。在核查过程中，我们注重从被调查人的作风、口碑等情况入手，从中发现可能涉及的部门、有关人员，及时转换调查核实方向，有效攻克大搞变异的“四风”问题。四是坚持越往后执纪越严。对“四风”新动向新表现的问题线索，我们优先办理、优先查处，在执纪上不搞轻描淡写、隔靴搔痒，坚持露头就打、重锤狠敲，并及时点名道姓曝光。在查处马敬喜的问题后，我们第一时间就向社会公开曝光，使“点”的影响带动“面”的改变，使违纪者知耻、旁观者知止，尽最大努力压缩不正之风的生存空间和滋生土壤。

　　郭宏川：要创新执纪监督方式，有针对性地研究破解各类隐形“四风”问题的具体策略，打破常规、出其不意、多点监督，抓出典型、形成震慑。一方面，要拓宽监督渠道。既要发挥党内监督主体作用，又要重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广泛动员社会力量积极参与，通过选聘特约监督员、志愿者，设立网络举报、微信举报，办好“四风”随手拍、举报“一键通”平台，尤其是定期向服务对象发函征求意见或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等方式，提供更加多样更加便捷的监督举报渠道，增强监督的实效性。另一方面，要加大专业部门的监督力度。积极探索运用“大数据”助力监督，整合跨部门数据资源，提升专业部门的监督效果。比如，借助税务发票管理平台检查公款吃喝等问题，利用交警车辆管理系统检查公车私用等情况。

　　周民祥：整治隐形变异“四风”问题，还要扎紧制度的笼子。一是严格落实“一案双查”制度，严查隐形变异“四风”问题，严肃追究各级党组织分管领导、主要领导责任，倒逼各级党组织严格履行主体责任，形成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二是注重对已查处的典型问题进行剖析，探究问题发生的一般性规律和动态趋势，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让制度规定落实落细，发挥制度的刚性作用，从根本上解决隐形变异“四风”问题，让隐形变异“四风”无处可藏。